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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书文章露雄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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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,也以诗文表达了他的志向。

    在京城时的曾国藩,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,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,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,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,报效国家。在感春诗中,他写道:“征兵七千赴羌陇,威棱肃厉不可当。”又说:“横斩蛟鳄血流川,天子之宝无伦比。”还说:“一朝荷戈西出塞,辜负白铁悔因循。”他还经常以李广、卫青、马援等名将自况,感叹时不我用。

    当然,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,他要的是文武兼通,出将入相。“杀贼自是书生事”,要以书生从军,征战杀敌,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,而要做平定大乱,再造中兴的勋臣。他要达到的境界是: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“圣贤豪杰”。

    当时,清朝天下还算安定,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。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,他振臂一呼,挺身赴战,最终完成了凤愿。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,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、狠劲儿的。

    所以说,“丈夫自谋要深远”!男儿立世,没有大志,没有远见,是无法立得住的。

    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,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,读“子曰诗云”,习帖括制艺之类,既没有宽广的眼界,又没有广博的学识。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,他暂时居住在京师,开始涉猎诗和古文,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。

    道光十八年,曾国藩入翰苑后,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,他便更加发奋学习、广泛阅览、勤作笔记,并将笔记分为五类,分别是“茶余偶谈、过隙影、馈贫粮、诗文钞、诗文草”,亲自作手录和摘记。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,相互间切磋扶持。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,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。可以说,在京为官十二年,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 在京都这段时间,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,月课是作文吟诗,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。现在看来,曾国藩集中的作品,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。

    这段时期,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,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《读李义山诗集》、二十四年十二月的《书归震川文集后》、二十五年九月的《送周荇农南归序》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。《送周荇农南归序》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,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:“康熙、雍正之间,魏禧、汪琬、姜宸英、方苞之属,号为古文专家,而方氏最为无类。”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。

    在诗这方面,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。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、求取功名。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,他检讨自己“作诗之时,只要压倒他人,要取名誉,此岂复有为己之志?”十二月,又对自己检讨道“汩溺于诗句之小技”,“多半是要人说好。为人好名,可耻!而好名之意,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。”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:“好作诗,名心也。”十月初十日又写道:“今早,名心大动,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,盗贼心术,可丑!”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:“走何子敬处,欲与之谈诗。凡有所作,辄自适意,由于读书少,见理浅,故器小易盈如是,可耻之至!”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,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:“子贞深喜吾诗,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。”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:“近日京城诗家颇少,故余亦欲多作几首。”

    在弟弟们面前,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