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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古今，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。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。
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。勤修身，广交友，遇贵人，求学问缺一不可。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。
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，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。道光十八年(1838年)中进士，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，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，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、工、刑、吏各部侍郎。十年七迁，连跃十级，他的经历可以用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来形容。变化如此之快，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。
分析其中原因，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，广交师友，修养品行，切磋学问。其先后师从唐鉴、倭仁，知晓了修身之道，思想也更趋于成熟，理论更趋于完备，并勤于躬行，持之以恒，体悟颇多，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。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：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，自立自强。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，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，一个人想成为强者，与人斗智斗勇，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，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。古人如李斯、曹操、董卓之辈，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，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。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，切勿处处逞强。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，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。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，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。
后与刘传莹、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，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，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，使其“在京颇著清望”。在与诸友交往之中，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，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、系统化。他讲道：“凡事尽性知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阅王夫之所注张子《正蒙》，于尽性知命之旨，略有所会。盖尽其所可知者，于己，性也；听其不可知者，于天，命也。”可见，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。
因此他说：“农夫之服田力穑，勤者有秋，散惰者歉收，性也；为稼汤世，终归礁烂，命也。爱人、治人、礼人，性也；爱之而不亲，治之而不治，礼之而不答，命也。圣人之不可及处，在尽性以至于命。尽性犹下学之事，至于命则上达矣。当尽性之时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，圣人于此淡然泊然。若知之若不知之，若着力若不着力，此中消息最难体验。若于性分当尽之事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，而俟命之学，则以淡泊如为宗，庶几其近道乎！”
在此之外，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，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，亲贤纳言，自襟度远大、思虑精微始也。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。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，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，受其举荐。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，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。
穆彰阿，字鹤舫，满洲镶蓝旗人，姓郭佳氏，翰林出身。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，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。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：他在朝为官二十年，爱才，也不大贪，就是性格奸佞，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。因其拥有衡文之权，自嘉庆以来，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，五次会试。所有的会试、殿试、朝考，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。国史、玉牒、实录诸馆，都是主考官。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，培植亲信，遂致“门生故吏遍于中外，知名之士多被援引，一时号为穆党”。而对于不附于己者，则极力加以排挤。
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，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，之后常有往来。曾国藩有几分才干，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，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，处处受到关照。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，穆彰阿为总考官，交卷之后，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，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，亲自送往穆宅。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。从此之后，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，岁岁加衔，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。
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“饮水思源”。穆彰阿被罢斥后，曾国藩每过穆宅，总不免感慨一番。二十年后，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，还专程拜访穆宅。
曾国藩的经历证明，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达到后，还要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，打开未来。同样，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，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，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。